五星红旗岂容玷辱
作者：杨冠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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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0年调入外交部，1951-1954年派往朝鲜，在志愿军停战谈判代表团工作；历任中国驻阿富汗大使馆随员、国际关系学院和外交学院讲师、外交部美大司副处长、中国驻纽约总领事馆领事、中国驻华盛顿大使馆一秘、中国驻泰国大使馆参赞、常驻联合国亚太经社会常务副代表等职。
音频
正文
1988年4月，一架远航的客机徐徐降落在印尼雅加达国际机场。机上下来200多名乘客，其中包括我，共有3名中国人。我们是雅加达国际会议中国代表团的先遣人员。当时，中国的外交人员已有多年未曾踏上这块土地了。
先遣队的任务是落实各项准备工作，以备代表团大队人马的到来。我们称得上是“人地生疏，举目无亲”。幸好所住旅馆和国际会议的会场是同一座大楼，省却了许多麻烦。
我们把旅馆内外整个走了一圈，哪里是会议厅、秘书处，哪里是服务处、餐厅、商店、娱乐场所等都了解得一清二楚，然后又转到街上，看看周围环境，包括安全警卫和交通秩序的情况。
总的情况令人满意，尤其是大门前树立了40多根旗杆，40多面与会国国旗迎风招展。在异国他乡，特别是在一个同中国断交多年的国家，能看到代表祖国尊严和荣誉的五星红旗沐浴在阳光之中，心情格外舒畅。
第3天下午4时许，我正和代表团的同志们在议事，突然有人敲门。门开处，国际职员蒋先生跑了进来。他气喘吁吁，劈头就说：“不好了，旗杆上的中国国旗不见了。有人看见是一名穿军服的人扯下来的。”
我听罢，吃了一惊，连忙带了一个年轻同志奔下楼去。到了楼前，抬头一看，果然其他40多面国旗都在，唯独五星红旗不翼而飞。
我把情况如实向代表团团长作了汇报。他也认为此事非同小可，决定马上去找主持这次国际会议的联合国机构领导人基勃里亚。我用电话联系，不巧基勃里亚去印尼外交部了。事不宜迟，我们先把事件及时通报对会议负全责的联合国机构。
基勃里亚的副手兼大会秘书拉赫曼接见了我们。得知此事后，他也感到十分吃惊。我们分析了情况，一致同意这不是偶发事件，而是有政治背景的。
怎么办？经验丰富的拉赫曼认为，仅是对方外交部还不足以处理此案，此事需提到苏哈托总统。总统兼三军司令，只有他才能压得住。根据计划，当晚10时基勃里亚要会见总统。
印尼总统苏哈托
拉赫曼答应立即同基勃里亚取得联系，请他据理力争，解决此事。临别时，中国代表团团长向拉赫曼表示：可以告诉东道国，如问题得不到圆满解决，中国代表团将不出席明晨总统主持的大会开幕式。
晚上，我就守候在电话机旁。我们万里迢迢来到这里，是否会因个别势力的破坏而不能全程参加会议，就要看苏哈托的决断了。
我在房间里来回踱步，电视机里的咿咿呀呀，一句也没有听进。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仿佛比平时要长好几倍。团长和同志们也来打听，我只好表示“暂无可奉告”。
0时20分，电话铃响了，是拉赫曼打来的。他兴高采烈地通知：“见过苏哈托了。总统对发生的事件表示歉意，保证中国国旗立即恢复原状。中国代表团可以放心地出席明晨的开幕式。”
我立即报告了团长。全团同志心中一块石头落了地。
次晨，太阳刚刚升起，我就跑去看旗。果然，鲜艳的五星红旗又高高地飘扬在旗杆上，迎着绚烂的朝霞宣告它是不可玷辱的。
10时，雅加达国际会议举行开幕式。中国代表昂首阔步走进了印尼国家宫。
在其后的若干天里，我们全身心投入会议中。中国的声音回响于明亮宽敞的会议大厅，博得阵阵掌声。中国代表团的招待会也办得十分成功，来客之踊跃、气氛之热烈、饭菜之丰盛，都不在他人之下。
最后一天，会议已经闭幕，因有未了事宜，又在城内逛了一圈。我请联络员在路过旧市区时给我指点一下中国大使馆旧址。汽车在拥挤无序的车马之间穿行，显示了驾驶员高超的技术。
经过迂回曲折，我们终于来到一座灰黑色的高大围墙前面，墙面已陈旧剥落，显得苍凉，但它昔日的风采仍依稀可见。
汽车没有停留，疾驰而过。经过它的大门时，仿佛传来20年前暴徒袭击中国大使馆时嘈杂的喊叫声、敲打声和爆裂声。
为了维护祖国尊严，我驻印度尼西亚大使馆工作人员面对印度尼西亚右派军队和暴徒的疯狂攻击，站在旗杆下面，奋不顾身，坚决保卫国旗。
在那次事件中，五星红旗也被扯了下来。我问联络员这个大院现在做什么用。他笑了笑，冷冷地回答：“长途汽车的停车场。”
飞机在跑道上迅奔，然后拔地而起。几分钟后，这个美丽而富饶的国家便消失在云层之下。回首在这里的十来天，过得还是比较愉快。只是发生了一件始料不及的国旗事件，但由于当局的妥善处理而得到及时解决。
— END —
文字 |《相潮》 杨冠群
图片 | 网络 编辑 | 走近外交 霖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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